當工作間開始感覺像是小牢房，情況就不太妙了。不幸的是，低迷的經濟給仍然有幸保住飯碗的人帶來的一個后果就是，我們會覺得自己陷入了工作的牢籠。
    數據顯示，大眾的行為還真像是陷入了牢籠。經濟景氣時，更多的人主動辭職、而不是被裁員。而在衰退時兩者的關系就恰恰相反，表明此時員工不愿意、或者無法主動離職。即使根據勞工統計局(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)本月發布的數據，當前主動離職的人又超過了被解雇者，兩者的差距還是小于經濟危機前。
    人們常常因為非常現實的外界原因而屈就于自己并不喜歡的工作，比如得付賬單、還貸款、養家糊口，要得到足夠便宜的醫療保險也得有工作。但很多人(也包括記者)的工作技能卻只適用于那些變幻莫測的行業。
    馬里蘭大學(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)管理與組織學教授吉拉德•陳說：“客觀地講，現狀并不樂觀，我們仍然處在經濟危機中。”然而，受困于工作的感覺卻不見得符合實情。我們的大腦處理信息的方式有時會放大悲觀情緒。
    陳教授指出，情勢無法掌控時，人們往往就會覺得受困其中。反過來，“那些在各種經濟形勢下都能自我調適的人就能控制自身的感覺。“
    但某些因素也讓我們難以釋懷，覺得自己已經成為工作的奴隸。“通常是在工作中發生的變故，”德克薩斯基督教大學(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)尼利(Neely)商學院的管理學教授比爾•貝克爾說。“換了個很難伺候的老板，分派給你的新任務和你的技能不對路，又或者你覺得與公司文化很不合拍。”這些工作上的變故會帶來困難，而員工又覺得自己無法抽身離開。
    我們的思維方式也會火上添油。貝克爾說：“我們都有自利偏見，在這些情況下自利偏見就是我們最大的敵人。”他繼續解釋什么是自利偏見：“萬事大吉時，我們會歸功于自己，‘有我這么能干的人，當然沒問題’。而一旦情況不妙，我們就會認為是公司或者經濟大環境的問題。”
    歸咎于外界因素其實也有好處：它是一種保護機制。有證據表明，得憂郁癥的人缺乏自利偏見，他們覺得所有的問題都是自己造成的。
    但這種思維的益處也是有限的。把責任從自身轉嫁到外界會讓人缺乏動力，難以改變自己的行為。如果是外部世界的問題，那你就會想，我為什么要改變呢?
對未知的恐懼是另一種讓我們受困的強大心理因素。貝克爾說：“就算不快樂，我們依然還是傾向于保持現狀。”
    陳教授指出，現狀是相對于過去而言的。人們總是會和過去對比。我們的大腦會畫出一條趨勢線：如果我們的工作開始很順利，然后發生問題，我們就會處理這個信息，認為情況變糟了。我們也傾向于認為，不管情況變糟還是好轉，這個趨勢總會一直延續下去。
    進入這樣一個負面漩渦的員工只會給公司帶來危害。
    陳教授說，停下來重新審視局勢是脫離苦海的一個辦法。和六個月前比，工作也許感覺不妙，但和兩年前比呢?
    陳教授認為，我們習慣于把自己的經歷和社會的大趨勢聯系起來，公司可以充分利用這一點。總統競選活動中就有這樣的實例，奧巴馬總統和羅姆尼州長都試圖從同樣的數據中挖掘出不同的結論，去說服選民我們比四年前過得更好或更差。“公司領導者和政客們一樣，都應該把現狀和事情原本可能的發展道路相比較。” 陳教授說。“要的效果就是，‘也許我們沒有達到理想狀況，但我們一直在進步。’”
    他進一步指出，蘋果公司(Apple)就是這方面的專家，在股東大會上總是強調公司取得了多大進步。當然，蘋果公司已經成功地打造了一系列新產品，一個比一個更新潮，并以此為基礎編織了多年的美妙故事。只要他們宣稱進步，人們就會信服。
    我們作為員工和消費者就是這種宣傳的受眾。那也不是吹牛，而是實實在在的說法，陳教授說：“人們想要相信現在比過去好，將來又會比現在好。”
    不過貝克爾認為，我們不能指望工作總是讓人歡欣鼓舞。那是一種常見的錯誤想法。“快樂只能在大腦中暫時存在，只是一種情緒，只能持續很短的一段時間。”如果人們想要持續的快樂，通常會大失所望，繼而導致挫折感，進一步遠離快樂的目標。
    我們的大腦真正想要的是滿足感，那是一種對穩定而愉悅的狀態的持續追求。貝克爾認為，突然爆發的快樂只是向那個目標行進中的一步而已。
    所以，如果我們重新思考自己的過去，把不良經歷放在長遠的背景中考慮，給自己的工作感受設定現實的目標，那些牢籠柵欄也許就沒那么難以逾越了。如果你還無法解脫，依然覺得受困其中，覺得心情郁悶，你就需要改變現狀，開始制定一個跳槽計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