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月23日23時至24日3時，富士康（太原）科技工業園內發生沖突事件，卷入者眾。據當地警方稱，部分員工和園區保安在宿舍區發生群毆，直接導致40人受傷入院救治，其中包括3名重傷患者，沒有人員死亡，后續調查仍在進行中。
    在公眾對2010年深圳富士康13名員工接連自殺記憶猶新時，又發生這樣的沖突，促進我們更深入思考。
    不過，無論這正常不正常，都不僅同富士康有關，也同富士康員工有關，說得更直白些，就同富士康與農民工的關系狀況有關。
    富士康于1988年進入大陸，當時臺資企業還處在“試水階段”，郭臺銘“吃螃蟹”的直接動因是臺灣人力成本高，勞動力資源不足。從1996年開始，在深圳站穩了腳跟的富士康進入高速發展的10年。
    這10年恰恰也是大陸農民工進入換代的10年。富士康在大陸建立的代工點，主要提供低端的簡單裝配崗位，技術含量不高，但對身體條件要求高，通常只招收青年工人，而正是這一特點在農民工換代之后，埋下了事件頻發的伏筆。
    大陸第一代農民工屬于“半截子埋在土里”的人口類型，他們身在城市，根在鄉村，人為工人，心為農民，進城就為掙錢養家活口，只要能多掙錢什么委屈都能受，甚至什么委屈都沒有。在他們那里，富士康無論怎么管理，都不是問題，工資高低才是問題，而相對其他許多企業，富士康的工資待遇不構成問題。所以，農民工在富士康里很安穩，富士康也很安穩。
    進入新世紀之后，85后乃至90后年輕農民工作為勞動力生力軍，逐漸構成富士康員工的主流。在國家全面推行計劃生育之后出生的他們，即便不是獨生子女，子女數量減少，也讓他們在經濟條件得到改善的農村，漸顯“金貴”。個人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之后，他們對鄉村日漸疏離，但在城市卻沒有得到他們認為“理所當然”的接納。他們對工資仍然在意，但對休閑也同樣在意；他們仍然愿意加班，但加班之后會糾結于被加班擠占人生是否值得；他們的收入水平比前輩要高，但他們寄回家的錢卻不一定比前輩多。物質生活改善之后，精神需要覺醒了，13名員工連續自殺后，深圳富士康曾請清華大學的心理學家前來診斷，結論為“首先不是心理問題，而是價值觀問題”。
    連續自殺平息后，富士康對同員工有關的內部管理、收入待遇和心理關懷等方面，都作了改進，但為壓低代工的剛性成本所必需的規模化生產、半軍事化管理和枯燥乏味的流水線，則少有完善的空間，而大陸無處不在的城鄉二元結構，本地的保安和外來的員工的區隔，也在富士康投下了陰影。
    農民工換代的速度大大超過富士康自身改進的速度，類似“代溝”現象不可避免地出現了。如果說，二代農民工同樣的不適應，在深圳富士康，指向其自身，導致連續的自殺，那么，在太原，就指向了企業的組成部分，那些使用職權過度的保安：太原富士康有員工7.9萬名，保安將近1500名，保安眾多所體現的高壓式管理和高壓式管理誘發的保安跋扈，都是可以想象的。在第一代農民工那里或許不是問題的保安及其跋扈，在第二代農民工那里則不可容忍，反擊的導火線由此點燃。
    其實，何止富士康，整個社會都面臨著一個重大而緊迫的問題：如果我們繼續面對二代農民工的無所歸依無動于衷，那么就可能隨時面對他們因為無所歸依而爆發的激烈反抗。